打好国企改革攻坚战系列述评之二 对症下药大胆改
国企改革，又到中流击水处。
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有一个特点：随着改革越深入，困难就会越大。而发展的难点在哪里，改革的突破口就在哪里。
在全省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谢伏瞻强调，我们推进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不是搞形式主义，而是要通过改革真正解决问题。
“真正解决问题”，要求国企改革必须直击痛点。那么，国企改革，究竟改什么？省长陈润儿一言以蔽之，“现在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在产权制度改革上真正突破，法人治理结构上真正完善，资产监管方式上真正创新。”
找准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
不涉及产权就不是真改革
在平煤神马集团，有一个不经意间做大做强的板块——机械装备集团。2012年成立后，该板块通过向民营企业“借米”为“炊”，快速迈向市场化、高端化。
不仅仅是平煤神马。安钢大厦原来由安钢集团自己经营时每年亏损，2015年引入民营资本成立合资公司，投入运营后一个月营业额相当于过去一个季度。
得益于引入股份制管理模式，森源集团由3个人15万元起家，发展为资产180亿元、销售收入225亿元的企业集团。不仅建立了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而且依靠灵活机制吸纳人才、不断创新。
“制度高于技术。”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这些成功的企业案例也证明，任何企业想基业长青，必须先迈过产权制度改革这个“坎”——不涉及产权的改革，就不是真改革。
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我省的产权制度改革还存在不小差距。省管企业层面，实现产权多元的不到10户，其中大多是国有法人股，引入非公资本少；资本证券化率低，目前，省管企业资产证券化率只有30%左右，近十年在国内主板上市的仅有平煤天安、大有能源、郑煤机、大地传媒4家企业，在港上市的仅有中原证券1家。
“政企职能错位，资产责任不清，一些企业遇到困难‘不找市场找市长、找省长’。这背后，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产权单一，国有股一股独大。”省领导明确指出，许多国有企业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主体，政企不分、政资不分问题十分突出。
不改革，国有企业很难搞好。没有产权制度的人格化，很难激发出企业的内生动力、释放企业活力。实行产权多元化，就是要通过引入集体资本和社会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从根本上改变国有独大、国有全资这种单一的产权结构。
实施中，我省将重点推进国有企业二级及以下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的子公司，也要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产权多元化；集团公司要加快股份制改革步伐，已实现股权多元化的，要加快实施资产证券化，通过各种市场化手段，调整国有股权比例，为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奠定基础。
搞好一个企业往往需要几代人、几届班子的努力，而搞垮一个企业只需一个错误决策。
“如果没有科学、高效的制衡机制，决策上的失误就难以避免。最根本的办法是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说，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解决“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的关键所在。
在我省，不少国有企业尽管建立了“三会一层”制度，但企业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一言堂”现象严重。一家企业的分公司负责人说，“决策必须服从，出事还要担责”，改名不改实、换汤不换药的现象屡见不鲜。
一些国有企业层级繁多，“子公司”、“孙公司”甚至多达数百家，管理难度大，决策效率低。个别国有企业集团子、分公司不是法人，缺乏经营决策权，沦为“车间”和“报账单位”。
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让法人治理“形”“神”兼至，新一轮国企改革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方案——“落实和维护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等权力”、“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
“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等“老三铁”曾是国企改革的重点。而在推进过程中，一些企业“逆生长”，又形成了“职工能进不能出、工资能涨不能降、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新三铁”：国企职工合同制变成了固定制，收入绩效挂钩变成了脱钩，人事管理去行政化变成了级别固化。
充分的市场竞争中，一些企业之所以长盛不衰、成为百年老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实行员工持股制。“员工在公司有股份，企业挣的每一分都与他切身相关，他就有动力关心企业近期盈利，更舍得投入为了企业长远发展。”华为创始人、总裁任正非如是说。
实行员工持股制，不是人人有份，回到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老路，而是要建立激励机制、奖勤罚懒。能不能持股、持多少股，要根据员工对企业的贡献，由股东会决定。要避免企业被内部人控制，就要实行财务透明制度，加强企业监管。
打破“新三铁”，还要靠市场；治理制度化，还靠市场化。
国企改革，既要放，又要管。放要放到位，管要管扎实。
中央要求，这一轮改革必须坚持增强活力和强化监管相结合。
我省不少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企业还没有真正享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在国资监管上，既存在管得过宽过细的问题，又存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不少国企还背负着社会性政策负担。比如，我省“三煤一钢”企业，企业办社会的比重就差不多占全省国企同类业务比重的九成，重重包袱有如制约国企脱困的“枷锁”。
有针对性地推进监管体制改革，我省将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坚持放管结合，该放的坚决放开，切实增强企业活力；该管的坚决管好，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上海市以“管好国资、放活国企、不干预企业日常生产经营”为原则，出台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事中事后监管清单，管好国资布局；
浙江省建立了国有产权代表、重大财务事项、企业内部审计和专业监管人员“四个报告”制度；
深圳市国资委直管企业中除董事长之外,高管薪酬考核权、副总经理选聘权、主营业务投资决策权均由企业行使。
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遵循法治化、市场化方向，准确把握出资人的职责定位，科学界定监管的边界。有分析人士形象地指出，改革以后，监管机构将更多扮演“老板”的角色，而不是“婆婆”的角色。管得太多太细，未必管得过来，更不等于管得好；而以管资本为主，更利于国企增值保值、做强做大做优。
国企改革路上不会是一片坦途，但除了改革别无他途。只有直面问题、大胆改革，为国企强身去病，激发的活力才会持续澎湃。(记者 郭津 宋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