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需从以药养医体制下获得解放

　　本报评论员柳五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肛肠科主任医师建从医以来，一直坚持给患者留电话号码，长达15年之久。一件事情能坚持15年，对很多人来说，无疑都是值得叹服的。但对新闻的主人公建而言，出发点却极为简单：留号码只是件小事，一个电话能让人少跑趟医院才最实在。

　　在医患关系持续恶化，医闹横行，而医德也被认为普遍降低的时候，建的个体表现竟如一缕清风，让人凭生出许多希望来。因为，虽然医疗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很难因为某一个个体的异常表现而改变什么，但对那些经过医生之手而康复的患者而言，在幸运的同时，也意味着，这个社会远非被渲染的那般可怕。而且，如果有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n个“建”医生站出来，承担起一名医生应有的良知和责任，那可以肯定，医患关系远不会恶化到如今一些地方医护人员需全副武装来自我防卫的地步。

　　在以往的评论中，我们认为，医患关系的恶化，医生并非关健因素，而是整个医疗体系作为一个社会的子系统，其内外部各种利益诉求相互冲突、纠结，最后要集中到医生的医疗行为中来体现的结果。作为被动的承受者，很多问题，医生是无能为力的，如医生决定不了药品的价格，医生个人价值不体现为医术水平的高低，而是为医院、医疗行业创造经济效益的大小……但如果换一个视角看，最不关健的因素也有可能成为最关健的因素。既然医生是医疗系统各种利益纠结的核心，那如果真就有一些医生不随大流，谨守医生的本份，对病人负责，不忽悠病人，不乱开药，不收红包，不吃回扣……所谓的医患矛盾注定会成为一个伪命题。

　　实际上，医生群体中并不乏建这样的人，有的甚至比建走得更远，如国内第一个实名举报医药回扣的医生张曙光，如同与风车做战的唐吉诃德，虽一次次头破血流，却痴心不悔，如今来看，他将注定成为一个悲剧式的英雄。问题的根结在于，作为社会分工的结果，从事医生职业的人与其他行业的人相比，除了自己的专业外，并无其他优势。那我们凭什么让更多的医护人员都去做“建”和“张曙光”-+们？榜样固然有一定的号召性，但榜样从来都只是少数，否则也就无所谓榜样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医生必须要从以药养医的机制下解放出来，让他们凭借自己的医术赢得体面和尊严，如此，医生这一职业才有希望会回到2000多年前《希波克拉底誓词》的描述：吾将尽吾之能力与智慧，以已之才帮助病患，戒用医术对任何人等以毒害和妄为。吾将以圣洁与神圣为怀，终生不渝。无论何时登堂入室，都将以病人安危为念，逃避不善之举?吾恪守此誓，绝不违背，将终生治病救人，永享世人之尊。如有违此言，将得报应。这段誓言，宗教色彩浓重。但几千年来，却奠立了医生这一职业的神圣地位。古人有此智识，今人当然没有理由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