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京津冀方案最终落子：产业转移要去哪儿？

【解读】京津冀方案最终落子：产业转移要去哪儿？

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这标志着自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了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开始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层面上的一盘大棋。 它不仅要解决 北京 、天津、河北当前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制约问题，更是要优化国家发展区域布局、优化社会生产力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意味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之势已起。 北京要疏解非首都功能，着眼全局;天津手握自贸区大牌，但要服务三地，形成贸易经济带;河北则致力于承接北京地区的产业转移、升级，新城镇化发展等，迎来新一波经济的增长。

正如南开大学滨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所言，“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北京要外移和外拓，移出不适合发展的产业和非核心功能，把总部的一些功能释放出去。如果北京不开放，新的增长极就会面临困境。至于天津和河北，要有大胆闯的勇气。天津要横接纵连，将现代制造业和科技研发结合，以及和北京对接。河北既要用足天津自贸区的功能，也要注重产业升级。”

如今，协同发展之势已起，亦有困境待破。落子交通和环保，以产业转移和金融创新助势，京津冀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

一、困局：零和的博弈

2011年，叶一剑等三位年轻的记者，怀着对京津冀地区科学、协调发展的深切愿望，开始以系列报道的形式对该地区的发展进行了深入调研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困境——京津冀调查实录》一书。这本书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基本条件相差不大的京津冀地区，为什么会出现三个行政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态势，又是为什么会在京津周围出现如此严重的贫困带?《困境》一书通过大量事实的挖掘与分析，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行政区划割裂、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等现象进行剖析，并希望找出在区域空间上从非均衡到均衡发展的途径。

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施祖麟先生在序中提出：从哲学高度来看，均衡不是常态，而非均衡才是常态。因此，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这三家行政单位同属一个地理单元，它们在气候条件、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包括市场要素等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应该而且必须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有所作为。

除了贫困带，三地发展还面临着其他诸多问题。 北京“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 根据2004年的规划，北京2020年常住人口的目标仅为1800万，但是，2013年年底，北京常住人口就已经突破了2100万，预计2017年人口将接近2500万。环境污染也备受关注，京津冀地区是世界上雾霾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之一，形成了燃煤-机动车-工业废气排放多种污染物共生的局面,PM2.5大气污染超标频度全国最高。环境污染问题与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密切相关。根据河北省社科院的研究，河北省农村地区广泛且密集分布的乡镇或村办工厂，包括小水泥、小冶金、小造纸等“十五小”、“新六小”企业对于雾霾的影响不容忽视。

三地之间，“断头路”也是大问题，据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统计,河北通往京津两地的“断头路”,总里程多达2300公里。拿北京与燕郊为例，约有30万上班族如潮汐一般往返之间。北京往返燕郊的11条公交线路、2000班次公交车，以及京通、京平两大高速，并不足以满足这30万人的交通需求。而与巨大的交通压力并存的，是位于通燕高速和京平高速之间、可直通市区的徐尹路，修建4年仍未到达目的地燕郊。

“ 这三地间，话语权不对等，市场机制欠缺，缺乏区域发展的观念。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一语道破其中原因。

如何破解困境，消除零和博弈的弊端?借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三地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审视问题、研究问题，集三地政协之智，谋协同发展之策。而通过“协同创新”来实现“协同发展”亦是这盘大棋破局的关键。

正如《京津冀蓝皮书》主编、首都经贸大学祝尔娟教授所言：“ 协同创新、打造创新共同体，已成为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全新组织模式和重要途径，协同创新也是破解京津冀发展瓶颈、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和引擎。 通过产业协同创新，打造国家创新能力最强的世界级城市群;通过交通体系协同创新，构建快速便捷、安全的现代化交通体系;通过生态系统创新，共建宜居家园;通过城镇体系协同创新，促进人口有序转移和城镇优化布局;通过公共服务布局优化和社会政策对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开局：落子交通和环保

作为京津冀区域发展的一大基础，交通协同发展在功能疏解、产业转移等方面无疑都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 2014年8月，交通运输部成立了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领导小组，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杨传堂亲任组长。杨传堂在2015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上表示：“2015年将会推进京津冀交通运输一体化，尽快启动实施一批示范性强、作用显著的重大项目，加强城际铁路建设，完善高速公路网络，推动港口和机场协同发展，推进区域内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运输服务一体化进程，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接下来，三地还将打造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新格局，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加快建设新型物流园区和多式联运型物流枢纽，形成路通、人通、财通，构建一张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

生态环保则是另一枚关键棋子。 要解决京津冀的环境问题，必须把周边的环境，特别是产业结构进行有效改造，用高新技术产业替代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必须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联防联控，才是解决之道。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环保法》2015年正式施行，意味着各地在监督政策落实、打破执行壁垒上还有着很大的改善空间。2014年年底APEC会议期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确实形成了一次联手治污高潮，三地参考奥运模式，甚至以更严格的标准落实工业企业停限产、机动车限行等政策，打了一场漂亮的蓝天守卫战，尝试了协同会商预警等多种新手段。经测算，APEC会议期间北京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均同比大幅削减，PM2.5同比下降63%，京津冀及周边六省市区当月1日~12日PM2.5浓度共下降了33%。“APEC蓝”一时成为社会热词。

而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又是一次契机。借助冬奥会契机，倒逼相关部门严肃治理大气污染问题，冬奥会如果在北京举办，能够影响北京、河北及周边地区三亿人口，推动休闲、文化、旅游等产业转型，促进京津冀地区经济协同发展。所以借落子生态环保，让京津冀环境协同先行，符合民众心声，易于前行，有抢先争夺河界之妙。

三、中局：出招产业和金融

京津冀三地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分布特征，三地产业的局限性和对其他类型产业的需求也各不相同。

北京各方面资源已经趋于饱和，为了优化经济结构，需要转移一部分产业，用腾出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天津则有着很好的工业和制造业基础，同时又是海港城市，突破产业结构瓶颈，寻找到更合适的发展契机是当务之急;对于河北而言，接纳不同类型的产业，有利于打破省内产业结构过于集中在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从而实现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平衡。因此，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对接和转移是中局的关键，也是最终落实协同发展的基础。这其中，金融又是产业协同发展的催化剂和保障。京津冀区域经济总量规模大，基础好。且京津两地经济发展水平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雄厚的区域经济实力会催生充足的金融需求，为区域金融合作提供更广阔空间。金融业发展新趋势进一步助推区域金融合作。正如河北资本研究会会长孙万军所说，“京津冀的风口在金融”。伴随科技金融、大数据服务等新技术发展，突破土地等资源制约因素，京津地区金融机构进一步向外拓展业务的需求不断加深。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以金融服务推动产业布局重整和结构转型升级、要素资源和市场融合，促进资本有序流动，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在金融协同发展方面，天津自贸区这张王牌尤其要利用好，天津市副市长何树山在2015年5月18日京津冀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会议上表示，“天津自贸区就是京冀的自贸区”。天津自贸区有“承京启冀”之功能，一方面，自贸区会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增强对金融机构总部的吸引能力，疏解北京地区过剩金融资源，提升本地总部效应;另一方面，自贸区鼓励本地金融机构拓展业务范围，带动河北地区经济发展。

河北省商务厅巡视员史玉强更是撰文呼吁“天津自贸区更应一区多园”，分别在河北的曹妃甸、黄骅港设立自由贸易片区或园区，在处于京津冀三角地带的北京第二机场附近设立三省市共用的“自贸园”，在渤海湾形成以天津为中心的“一区多园”格局，各园合理科学布局，明确功能定位，覆盖京津冀，辐射辽宁及山东，形成更开放的格局，建成环渤海湾的自由贸易带。

无疑天津自贸区依托滨海新区、于家堡新区、中新生态城的金融创新布局，能积极整合政策优势与周边地区的市场、技术和科研优势，有利于打造金融创新试验示范基地，以进一步发挥对外金融合作和开放的优势。这样的“自贸区一区多园”的金融协同实践显然将会使自贸区概念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发酵提升，形成第二波自贸区热潮。

四、结局：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

开局的准确，中局的谋略，自然会有美好的结局。正如国泰君安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所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打造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第三大增长极和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快速发展，外商在这两大区域的土地、劳动力、基础设施等投资成本逐步提高，外资北移以及地区间产业转移的势头正逐渐加快，国家对于京津冀这一区域发展第三极的重视与日俱增。京津冀作为北方经济版图的核心区域，在国家区域规划中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完全可以承担经济第三极的重任。

一个清晰的国家战略图景已然浮现，即通过“一带一路”的外延发展和“京津冀一体化”的内生发展，建立起未来深度城市化的梯次范本，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产业重新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效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公共产品提供等方面的重大作用，从而破解发展断裂带下增长动力缺失的问题。

从资本角度看，京津冀的产业转移给企业带来多方面契机,一是土地价值的再估——北京迁出企业大多数为化工、建材等需要大量用地的企业,土地价值有望在交易过程中部分重估;二是传统产业借一体化机会的升级改造,在市场上扩大自己原有的份额。另一方面,以产业为先导、以城市为依托,建设产业高度聚集、城市功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的新城区,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引擎,也是PPP(公共私营合作制)的最好实践之一,未来或可在京津冀一体化中得到进一步推广。

从城市群的产业带动性和辐射效应来看，目前京津冀已经形成了梯队产业发展模式，北京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着力发展文化、旅游、行政管理、商业服务等行业;天津作为港口城市，主要发展对外贸易、物资交流、制造业、工业产品加工等产业;河北地区则以农业、重工业和制造业为主。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离不开区域间的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及新兴战略产业的承接转移，京津冀的推进带来了众多投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