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抗战烽火中的中国文艺（之三）

老舍

夏衍

孙犁

李广田

白洋淀里

一九三七年冬天，孙犁加入冀中人民自卫军，随军做宣传和编辑工作，一九三九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一九四四年，孙犁同华北联大的学员一起来到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荷花淀》、《芦花荡》等一组描写冀中革命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生活的小说。孙犁笔下的战争，没有硝烟，没有刀光剑影，多是与战争间接相关的劳动场景，以及动人的家庭生活画面。孙犁善于从日常生活现象中捕捉生活的美质，能够把平凡与伟大、真实与典型有机地统一起来，善于运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尤其善于描写女性，记叙了抗战这一伟大时代中人民的精神风貌。在孙犁看来，人民投入战争的目的正是为了告别旧的生活、旧的感情，并渴望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美的世界来。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民族意识、人情品质往往得到了升华，这点在女性身上发挥到了极致，所以他说：“再没有比战争时期，我更爱我的家乡，更爱家乡的人民。”孙犁这种从战争生活中追求诗意和美的作家在抗战时期的作家里是很少见的，而孙犁及其作品的珍贵正在于此。

孔厥和袁静创作的《新英雄儿女传》以白洋淀地区为背景，描写了张金龙、牛大水、杨小梅之间的婚恋关系，表现了抗战八年敌我之间的力量消长和新英雄的成长，作品塑造出一批抗日英雄儿女的形象。通过对这些新英雄儿女群像的塑造，歌颂了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胜利和中华儿女的新生。作品不受旧章回体小说的限制，自由设置回目，根据故事发展的需要伸缩自如，同时又充分发挥了章回小说环环相扣、善于设置悬念的长处，把故事叙述和场景描绘交织在一起，取得了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良好效果。

北方的原野

敌人的大炮摧毁了我们的家园，千千万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开始了逃亡生活，在流亡大军中最有故事的是青年学生。随着中国军队在山东正面战场失利，济宁、兖州、青岛等地均失守。日机狂炸泰安，李广田辗转南下，由河南而入湖北，继而入川，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圈外》这组散文就是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写起，记叙了作者一路流亡的所见所闻。在作者看来，每走一段，就是踏入“圈外”，作者看到汉江上转运货物的大船，飞机零件、大炸弹、各种军火武器，看到穷乡僻壤，空袭的敌机，走到陕西城固，满街都是流亡的大学生，满身摩登，把北平的那一套全搬过来了。从北方的大都市辗转到了陕南的小镇，接着进入四川，作者目睹战乱期间中国乡村的贫穷、落后，流亡学生的生存境况，文笔也日渐朴实、生动。

而环绕着敌人的占领区，在那曾经遭遇过践踏或者正在感受着威胁的广大农村，正孕育着新的民众武装力量。中国抗战历史上留下最光辉的记录的，在全世界面前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事迹的，是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碧野曾是一位流亡学生，在抗战时期参加过华北游击队和河南农村巡回演剧队，受火热生活的影响，碧野写下了《北方的原野》、《太行山边》等报告文学。《太行山边》写的是一支地方部队行军、作战的情形。《北方的原野》写了《一支火箭》、《血辙》、《牛车上的病号》、《午汲的高原》四则故事。碧野的报告文学选取最直接而单纯的形式，迅速而敏捷地记录了生活。他喜欢运用抒情笔调描写悲壮的战斗场景，把惊心动魄的紧张战斗与雄浑壮观的北方景色交融在一起，从而表现了“我们民族今日最伟大的感情，最崇高的灵魂的火花。”

作为《大公报》的特约通讯员，范长江一九三五年只身奔赴西北地区的川、陕、甘、青等省进行实地采访，写下了名震一时的通讯报告《中国的西北角》。这部通讯报道以一个记者的敏锐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带有几分独闯西北的传奇色彩，报道西北各地贫穷闭塞、民生凋敝的景象，描述西北各省政治、经济、文化的弊病，并且要言不烦地介绍了工农红军的宣传优势、在军事上的勇猛以及民心的向往。而那个时候，红军长征尚未结束，写这样的报告，它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同样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引起了全国和世界人民对这片红土地的关注。

大江南北

抗战烽火燃起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和鄂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开赴皖南地区，新四军军部和部分直属部队，驻扎在云岭、南堡村、汤村、中村一带。一九三八年初，新四军成立一个直属军部领导的战地服务团，由朱克靖任团长。此际，在南方诸省从事文艺运动的作家、艺术家和青年戏剧家纷纷来到新四军中。聂绀弩、吕蒙、沈柔坚、涂克等先后到达南昌以及皖南等地，丘东平到达陈毅领导下的新四军一支队。一九三九年从上海到达军部工作的彭柏山创办了《文艺》刊物，新四军军部则创办了《抗敌报》，主要读者是敌后各个部队工作人员和战士。军政治部还创办了《战士园地》刊物，主要反映士兵们的生活。一九三八年底，著名作家黄源到达皖南军部，负责编辑《新四军一日》，征集到许多前线士兵写的稿件，真实地反映了丰富的战斗生活，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在皖南事变中，文稿全部丢失。

抗战期间，新四军文艺主要是戏剧、音乐歌咏。其中，李增援写了《红鼻子参军》，曾是南国社的刘保罗创作了《一个打十个》，许晴编写了多幕剧《雾重庆》。然而，随着丘东平、刘保罗、许晴的先后牺牲，新四军的戏剧活动受到很大影响。幸甚，戴平万、贺绿汀、阿英、胡考、叶玲、王啸平很快就来到了苏中、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积极开展工作。一九三八年底，著名音乐家何士德也来到新四军军部工作，他是一位乐队和歌队的指挥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作曲家。陈毅提议要创作一首新四军军歌，于是，陈毅以自己创作的《十年》为基础，又吸取了许多人的意见，遂写成《新四军军歌》歌词，随即由何士德谱曲，这就是今天闻名的《新四军军歌》。“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的驰骋；深入敌后百战百胜，汹涌着杀敌的呼声。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新四军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成立到一九四七年一月撤销番号，共存在九年多。在此期间，新四军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在大江南北、淮河两岸南征北战，纵横驰骋，奋勇杀敌，即使遭受皖南事变这样的惨烈事变，也以大局为重，勇往前进，这支《新四军军歌》则表现了他们昂扬奋进、不屈战斗的精神。

封锁的孤岛

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沦陷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四年零一个月里，在整个上海及其周围的大片国土沦陷之际，上海的英法租界犹如汪洋中的一个孤岛，漂浮在中国的土地上。故此，这个时期的上海文艺被称为孤岛文艺。在一二八事变发生前，上海是中国新文学的中心，大部分新文学作家都聚集在这里。上海抗战拉开序幕后，作为战争的亲历者，阿垅的《闸北打了起来》、《从攻击到防御》、《斜交遭遇战》等作品，真实地报道了上海军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壮烈场面。他写了战争前后民众对抗战焦灼的期待，士兵们嘈杂着：“抗过日我就不当兵了，我就回家去种田了！”“抗了日我死也就甘心了。总算当兵也当出了这样一个好结果来。”就在阿垅记叙上海抗战的同时，骆宾基也参加了上海抗战，写出了《大上海的一日》。而不久，钱杏邨（阿英）主持选编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作品集，及时地报道了上海战事的各个方面。

事实上，战前上海就是新兴话剧和电影艺术的中心，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上海自然成为全国抗战戏剧运动的策源地，十多个“救亡演剧队”在上海组织起来，并从这里奔赴全国各大城市。除救亡演剧队外，还有上海演艺社、中法剧社、中国旅行剧团，出现了于伶、石灵、吴天等“孤岛现实剧”，阿英、唐纳、舒湮等历史剧，他们构成了孤岛戏剧创作的两大潮流。于伶是一位左翼剧作家，三十年代以尤兢等笔名创作，抗战期间坚守上海孤岛多年，组织、领导上海剧艺社，创作了《夜上海》、《花溅泪》、《大明英烈传》等话剧。皖南事变后，离开上海，辗转香港到了重庆、桂林，加入到大后方话剧运动中，写下了《长夜行》、《杏花春雨江南》，其中一九三九年创作的《夜上海》是于伶戏剧创作的转折点，曾经被誉为“孤岛上海的史诗”。在《夜上海》中，于伶从急切的呼喊到现实的申诉，从直接的说明到细致的描写，思想的表达、情绪的渗透和艺术表现手法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长夜行》表现了漫漫长夜中守望的知识分子的情怀与情操，彰显出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现代的革命意识与传统的文人精神相契合的特点，这是《长夜行》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杏花春雨江南》是《夜上海》的续篇，真实地刻画了梅岭春举家迁回沦陷的家乡，遭受敌伪的勒索，最后得到游击队的援助，梅岭春因此受到鼓舞，从而欣然将子女送上战场的故事。于伶的戏剧作品从日常生活中提取素材，表现了上海五百万市民决不屈服于侵略者的决心和反抗意志。

阿英坚守孤岛多年，他最关心的是如何鼓励艰苦抗战的人民，本着“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理念致力于南明史剧的创作。一九四一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阿英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在新四军中从事文化的领导工作。孤岛时期是阿英创作历史剧的高峰时期。阿英的戏剧着意表现上海市民在黑暗岁月里秉烛待旦，为此，他精心选择南明历史并以此为素材，为南明时期的英雄儿女树碑立传，弘扬先辈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坚强不屈的顽强意志，《碧血花》、《杨娥传》、《海国英雄》等剧作表达了他这方面的政治理想。

夏衍在一九三六年发表话剧《赛金花》，引起了关注。一九三七年夏衍创作了《上海屋檐下》，这是一部以大上海市民生活为素材的戏剧作品，以各个家庭不为人所知的辛酸，表现出抗战期间人民生活的艰难和长夜盼望黎明的心愿。一九四○年夏衍创作的四幕剧《心防》，则表现了上海抗日文化工作者在孤岛时期坚持抗战的故事。所谓“心防”是指战斗在沦陷区的文化战士，自觉地用笔坚守中国人精神上的防线。一九四二年的《法西斯细菌》是夏衍的又一部描写知识分子题材的力作。该剧以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为背景，场景从日本的东京转移到上海、香港、桂林，作家在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转换中，以俞实夫的人生道路和心灵历程为中心，探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协调政治与专业之间的关系。剧作在主人公平淡的生活中表现人物个性，选取剧中人物在各自人生转折关口的戏剧场面来表现主题，有相当高的艺术造诣。

在小说创作领域，张爱玲可谓是孤岛文学中最有才华的作家。小说《封锁》发表于一九四三年，故事讲述了在空袭期间上海的一辆电车上，在几个小时的封锁中，一对陌生的青年男女邂逅，并迅速坠入爱河，开始谈论结婚的可能性。然而，几个小时后，空袭解除，电车又开动了，自然两人分开。张爱玲在这篇小说中无疑在表现：“封锁期间，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张爱玲正是凭借着她出色的艺术表现力，颠覆了现代文学的大叙事，通过小视角表现了深刻的人性隐秘。较之《封锁》，《倾城之恋》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小说讲述的是在日本入侵前夕的香港，一对青年男女经历一场真实的因为日本入侵导致的“死亡和复活的蜕变”。二十八岁的离婚女子白流苏和三十二岁的花花公子范柳原在战争的环境下产生了爱情，可以说，一个都城的陷落成就一段传奇。在张爱玲看来，在那个战争和革命的特殊时代，女性总该得到一些幸福，不管这幸福来得多么短暂。因为“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的，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家，她真实地记录下中国最摩登的都市里人们不无传奇的生活，在战争的背景下，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苍凉。

此外，在上海写作，作品涉及上海的还有钱钟书。《围城》问世前，钱钟书的博学与才气早已为朋友们所称道。《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最匠心独运的小说，作品以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历程为线索，广泛地触及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社会的诸多弊端和人生病态。战争之初方鸿渐留在上海，后到其他地域任职，最后再次回到上海，途中他遇上各式各样的傻瓜、骗徒和伪君子。他很早就失去了一位好女子，只好和另一女子结合，这给他带来最孤独的感觉。他生活得不舒心，在小乡镇，他怕人倾轧，到了大都市，又恨人家冷淡。人生的虚伪感和寂寞感构成了方鸿渐的精神危机。而在钱钟书看来，人生虽痛苦，但并不悲观，勇于承担、直面现实，这才是这部小说的意义所在。

同样写抗战中的上海，师陀的《结婚》则描写了上海滩上一群行尸走肉不顾国难、大发横财、尔虞我诈的丑行。作品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为背景，描写中学教员胡去恶，为筹措一笔结婚费用，以自己的两部著作充当抵押，向富家子弟借了高利贷，并且把钱交给股票投机商钱亨去做投机生意，最终人财两空，死在巡捕的枪下。作品运用多视角，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以小资产阶级的悲喜剧为中心，对人物进行了深入剖析，表现了夜上海的浮靡。

沦陷之城

“这里没有古刹的幽沉，租借的喧嚣，年轻人宜于读书，老年人便于休养。壮年人离开这里，走向人世的战场。失败了回来，它安慰你；胜利了回来，它把你需要的安逸给你。”这是李健吾写北平的文字，北平简直是整个中国人的故乡，然而，一九三七年七月北平失陷之后，毫无疑问，它就是一座沦陷之城。随着北大、清华被占领，南开化为残垣断壁，这三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迁移到内地，这些学校的大部分教授纷纷随校南下，跋山涉水到达中国的大后方。然而，还有一些资深的成名作家滞留在北平及华北沦陷区，周作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北平沦陷八个月后，周作人出席了日本文化特务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一九四○年，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没有长途跋涉去内地，这成为他一生无法抹去的污点。周作人及其弟子，还有一些爱好散文的青年作家这个时候开始写些散文。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周作人陆续出版有《药堂语录》、《苦口甘口》、《药堂杂文》等集子，这些散文集子大多讲述中国文化和一些博物知识，反映了周作人素雅淡远的趣味，其中不免也夹杂着幕僚、清客的心态，但是在那些描写浙东风物的小品里，反而出现了苦涩而腴润的风味来。

与周作人不同，北平的沦陷给老舍留下强烈的亡城之痛。对北平文化的喜爱、对故土家园的厚爱，使老舍念念不忘那些沦入铁蹄之下的北平市民的命运。这些人是他最熟悉的老街坊，也是寄寓着他故都幽思和惦念的象征。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八年，老舍用了五年时间完成了《四世同堂》。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以古都北平广大市民亡国之痛为题材而写的悲愤之作。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起在重庆的报纸上连载，全书一百章，八十余万言，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写于抗战时期，第三部写于抗战胜利后赴美讲学期间。小说选取北平西城一条叫做小羊圈的胡同，作为亡城的缩影，以祁天佑一家四代的遭遇为中心，表现北平人的精神负累，对民族性格进行了清醒的反省。作品没有停留在肤浅的抗敌爱国、民族自尊的层面上，而是在抗战背景下，对北平文化进一步挖掘和透视。作品跨越八年抗战的全过程，从珍珠港事件爆发到日本侵略者投降，作者的笔触触及北京的小胡同、大杂院、街头、城郊、乡村、广场、商店、戏院、监狱、刑场、旅馆、妓院、古庙、学校乃至日伪机关、大使馆，这是一幅沦陷后的北平全景图。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小羊圈胡同的居民，涉及十七八个家庭和一百三十个人物，他们中有中学教员、老诗人、拉洋车的、流氓、妓女、汉奸、老寡妇、英国外交官员、看坟的、特务等，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展示了北平人民的民族气节。

香港·广州·桂林

一九二八年八月，由广州岭南大学旅港校友发起的文学半月刊《伴侣》杂志创刊，从而揭开了香港新文学的序幕。这是香港文坛“第一燕”。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和一九三八年十月，上海和广州先后陷落，大批内陆作家进入香港，文艺刊物如同雨后春笋般相继创立，香港一下子变成了文化绿洲。寓港文化名人有郭沫若、茅盾、许地山、夏衍、陶行知、楼适夷、萧乾、徐迟等，茅盾、夏衍先后主编《立报·言林》、《华商报·灯塔》，一九三五年邹韬奋创办《大众生活》周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落，大批作家撤离香港。

香港抗战文学的繁荣与大批作家到来有密切的关系，茅盾的《腐蚀》、《白杨礼赞》就是在香港发表的。萧红的《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骆宾基的《庄户人家的孩子》、《红玻璃的故事》，端木蕻良的《大江》也都是在香港创作和发表的。香港抗战文学的另一贡献在于沟通中外文学的联系。一九三八年五月，在香港创办了世界语刊物《远东使者》，一九四○年又创办了英文月刊《中国作家》。这两个刊物将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译成世界语和英文，从而传播到世界上。

香港本土创作代表作家是黄谷柳，他青少年时期辗转于广州和香港等地，做过苦力、当过兵，对下层社会的生活非常熟悉。抗战期间，黄谷柳在国民党军队工作，抗战胜利后来到香港卖文为生，创作了长篇小说《虾球传》。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香港流浪少年虾球在香港和广东的流浪冒险生涯。为生活所迫，少年流浪于一个码头又一个码头，游走在善与恶之间，既不乏捞钱发财的快感与自豪，又不无良知未泯的苦闷与自责。《虾球传》的问世引人注目。作者十分熟悉港九、广东的下层社会和黑社会人物，在创作上敢于创新，善于吸收外国作品的经验。小说故事引人入胜，富于传奇色彩，借鉴了《流浪汉》的故事框架，以虾球历险性、奇遇性的经历为主线，同时吸纳西方戏剧“发现”“突转”的手法，使故事情节更加引人入胜。

茅盾是抗战期间中共作家中的首席小说家，他在抗战时期的生活颇为动荡不安。上海沦陷后，他从香港到了长沙，然后去了武汉，一九三八年移居香港，年底到新疆，一九四○年四月离开新疆，前往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讲学一段时间，同年十月到了重庆。一九四一年离开重庆到香港，珍珠港事件爆发，他又从香港逃往桂林，九个月后，在重庆定居下来。由茅盾主编的半月刊文艺杂志《文艺阵地》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创刊于广州，这个杂志是连结国统区各地作家同解放区作家之间、中国作家和世界作家之间的纽带。不仅销行于国统区，而且也销行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发表国统区作家的作品，也发表许多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它培植了许多抗战文艺新人和文艺新作品，如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沙汀的《老烟的故事》都是发表在《文艺阵地》上的。

茅盾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是一九四二年在桂林创作的，一九四三年五月由桂林华华书店印行。一九四二年是民族危难深重的年月，也是悲壮的英雄颂歌的时代，茅盾创作《霜叶红似二月花》是想以人世百态来表现时代的洪流大潮，这是对文学抗战题材的进一步拓展。茅盾在小说重版后记中写道：农历二月早春的红花是象征真正的革命者，霜叶是伪革命者，这些人在一九二七年的清党事件后，感到幻灭，不久便成为反革命分子。然而，在反革命的重霜下，枫叶一定会红于二月花的。

压不扁的玫瑰花

自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直至一九四五年光复，台湾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在这块岛屿上的汉语言文学长期处于“失语”和“失根”的状态。台湾文学就是在这种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形成了殊异的艺术特色，漂泊的孤儿意识和渴望回归的寻根情结成为抗战时期台湾文学的母题。一九三六年二月，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了“二二六”政变，台湾知识分子陷入恐怖的精神被虐时期。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台湾殖民当局明令禁止报刊使用中文。他们取缔汉文私塾、禁开汉语课程，甚至在日常生活中要求台湾人民使用日语。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台湾以中文发表作品是决不可能的。一九三七年九月，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强制推行“皇民化运动”，迫使台湾人民改姓氏、穿和服、信奉日本神道“天照大神”，妄图摧毁台湾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种野蛮的文化殖民政策加重了台湾文坛的苦难，使台湾文学创作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台湾文学就是在这种肃杀的环境下存在的。因此，台湾文学一部分是躲在宁静、纯美的诗化殿堂中去营造自己的作品，景愁、乡愁和情愁在作家的笔下融为一体，凝聚成一种怅然若失的国愁。还有一批作家敢于直面社会，斥责殖民主义、抒发台湾人民的爱国激情。

赖和是台湾新文学的先驱，是日据时期台湾文坛最有光彩的抗日志士。他始终坚持穿汉服、说汉语、写汉文，两次被日本当局逮捕，一生为反对日本殖民者和建设台湾新文学而奋斗。共创作小说十四篇，皆贯穿着反抗殖民暴政、唤起民族精神的浩然正气。《善讼人的故事》是赖和的代表作，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为民伸冤的故事。赖和的作品表现出台湾文学的孤愤特征，并以现实主义同本土特色的统一、民族精神同现代意识的融合奠定了台湾新文学的基础，他那坚决抵抗的斗争精神烛照了一代台湾作家。

杨逵则是台湾文学中一朵“压不扁的玫瑰花”，他以抵抗与斗争为创作主题，日据时代因反抗殖民统治，先后被日警逮捕十余次。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他自创“首阳农场”，取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典故，表现彻底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一九三二年杨逵发表《送报夫》一文，此作在《台湾新民报》刊出时即遭“腰斩”，后投寄日本《文学评论》，发表在该刊一九三四年四月号上，不久就被胡风译成中文，收入小说集《山灵》，成为享誉岛内外的优秀之作。杨逵以《送报夫》一举成名，作品讲述一位姓杨的台湾青年，其父拒绝日本公司收买土地而遭毒打致死，他东渡日本谋求出路，以卖报为生，结果被日本老板诱骗盘剥，留在家里的弟妹也死了。作品传达出底层人民深重的苦难和中国台湾、日本送报夫团结起来抗争的无产阶级斗争精神，从而成为台湾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小说《鹅妈妈出嫁》以官立医院院长中饱私囊，抢夺“我家”鹅妈妈，暴露出异族统治下的“经济共荣”只不过是以政治权力为依靠的巧取豪夺。《模范村》描写的是阮新民外出留学十年回国，回到家乡，一面是当局标榜的经济现代化，一面是“模范村”里一个个穷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泥娃娃》借家居生活抒发作者对日本殖民化教育下孩子命运的深切忧虑。杨逵的小说写出了日据时代台湾人民丧失家园之痛，体现出作者深切的社会关怀和鲜明的左翼文学倾向，以及誓死不向殖民者低头的不屈精神，就此而论，杨逵当之无愧为台湾“压不扁的玫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