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艺术乌托邦传统

文：朱篱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九日。酷暑。不时有飞机轰鸣着从我们头顶飞过。我们甚至能看清楚航空公司的标志。中国北京，共产主义狂热病焚烧过的梦魇焦土正在努力重新找回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逻辑。我不太肯定，此时此刻：在我们曾经热烈期待的21世纪真正到来的时刻，人类的青年人里还有多少能理解乌托邦的含义。共产主义江河日下，在最初和最后的梦想里演变成失控的欲望噩梦，并最终彻彻底底地烟消云散了这个人类最伟大的理想，最激动人心的反抗命运的实践。

乌托邦这个词其实翻译成“桃花源”更合适。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人世间不该有也不可能有的地方。因为乌托邦，或者说共产主义，要反抗的是私有制。然而什么是私有制，私有制的根源在哪里？如果说共产主义理论有什么关键性的失误，那也许就在于伟大的思想家们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私有制根植于死亡的沃土。换句话说，是死亡本身造就了人类的贪婪和欲望，因为生命是有限的，因为时间是有限的。这是从过去，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所有人都清清楚楚地见识到和认识到的唯一现实：我们都是要死的。

据此，真正稀缺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就是时间，更确切的说，是活着的时间。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家们，那些人类里最圣洁最聪慧同时也是最贪婪的头脑，那些乌托邦的信仰者，声称自己要反抗私有制，然而也许几百年后的历史撰写者会使用这样一句话以便于更明确地阐述此种理想：共产主义是一种反抗死亡之人类生物性命运的乌托邦组织。

这是人类的终极梦想，一个彻彻底底地理想，并且是一切理想主义的根源。

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理想之焚烧，并最终在现实面前一败涂地。是的，目前看来人类很难从根本上战胜死亡。不是么？所以人类针对自己的生物命运所发明的一切学科里的那些最日常化、生活化的类别很快就从这一乌托邦实践中撤退到现实中去了。

也许我们应该如此定义乌托邦：一种基于非死亡世界的社会组织结构模式。而我们的现实世界就是那个基于死亡之人类生物属性的社会组织结构模式。

那个潜意识里的没有死亡的非私有制乌托邦世界是如此的迷人，以至于在共产主义大退潮中依然有很多人心甘情愿地留在干涸的沙滩上等待时间的阉割。——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现代以后直到今天的艺术，就很容易想明白为什么那些所谓的作品变得如此不可理喻，远远超越了人类审美的承受能力，——毫无疑问关于这个问题过去许多年里很多批评家和理论家都提出了各种基于不同视角的见解，但潜意识里的共产主义梦想根源却恰巧是那个被我们遗忘的角落。

大地艺术家们企图通过走出画廊到室外去创作来摆脱画廊老板对艺术的桎梏，行为艺术家们通过将艺术家的身体变成作品本身来反抗被资本收藏的艺术命运，观念艺术家们根本不打算制作一个所谓的作品。作品。这是两个很有趣的字：作为品尝的对象。艺术家的作品本身即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交流的媒介；可供消费的物品。一个可被私有的对象。

我相信近一个世纪以来，正是在这种深深根植于潜意识里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在这种没有死亡的完美世界的可能存在的潜在幻想中，艺术家们一步步所要前往的目的地，是一个消除了私有制的永生世界。在那里不再有作品，不再有收藏。不再有被私有的艺术。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在共产主义的干涸的土地上辗转反侧的其实不是中国人，或者朝鲜人、古巴人，而是人类里的艺术家群体。并且今天这个群体已经成功消灭了作品，甚至消灭了艺术本身。一代代艺术家们前赴后继，最终成功地掐死了艺术，博伊斯的“人人都是艺术家”消解的是艺术本身的存在——在一个有生死的世界里。这种向死存在而后求永生的艺术形式本身在今天已然成为一种职业传统，一种艺术家自觉。

可惜这一思想觉悟的普及本身是错位的，无法与生存现实对接。所以今天的年轻人站在这片几乎一无所有的焦灼的艺术土地上，所要面对是一个极端问题：什么是艺术家的工作？我们这些艺术家究竟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作为“此在”之世界的那个艺术学科本身已经彻彻底底地走到了穷途末路，在死亡的草原上徘徊了近一个世纪，玉石俱焚。唯一剩下的，是关于艺术的传奇。

作为那些年轻的迷失者中的一员，我依然相信那种乌托邦的非死亡永生世界之必然存在。我们人类需要的只是更多的耐心和协作。既然共产主义要反抗的是“此在”，是存在和死亡的必然性，那么我们的敌人显然不是人类自己，不是私有制，更不是资本。一种全新的艺术应该面向未来，与科技、资本全方位合作，共同对抗人类生物命运，对抗那个一切痛苦和欲望的根源：死亡。